除了人們熟知的幾種刺繡外，一些具有濃厚民族特色的刺繡也是有其獨到的風(fēng)格的，今天，麗繡坊給大家介紹的是蒙古族的刺繡。
人們都知道在中國傳統(tǒng)的民族刺繡工藝中，蒙古民族有自己獨特的刺繡藝術(shù)，但對其悠久的歷史，是很少有人知道的。據(jù)羅布桑卻丹所著《蒙古風(fēng)俗鑒》等有關(guān)文獻記載，在元朝以前，古代蒙古人在生活中就很注重刺繡藝術(shù)，并且應(yīng)用范圍很廣。如耳套、各種帽子、衣服袖口、衣領(lǐng)、大襟、蒙古袍的邊飾，花鞋、靴子以及生活中所用的荷包、碗袋、飄帶、摔跤服、氈襪腰邊、枕套、蒙古包等，在氈子和皮料底子上所做的貼繡如門簾、密縫氈子(繡花氈)、駝鞍、馬鞍墊等等都有精彩的刺繡。圖案有犄紋、鳥獸、五畜、各種花卉、卷草紋， 萬形圖案、蝴蝶、蝙蝠、壽字、龍鳳、佛手、方勝、葫蘆圖案，哈木爾圖案(如意或云頭)，云紋以及各種幾何形紋樣等極為豐富，形成了具有獨特風(fēng)格的刺繡藝術(shù)。在漫長的歷史中，在蒙古民族所創(chuàng)造的全部文化里，刺繡藝術(shù)也是十分瑰麗的一頁。
蒙古族的祖先結(jié)合自己民族特點和地區(qū)特點，創(chuàng)造了適合自己民族需要的衣冠靴帽和器皿家具。早在戰(zhàn)國時期，趙武靈王就主張“胡服騎射”，模仿北方游牧民族進行服裝改革。據(jù)應(yīng)劭《漢宮儀》說：漢時的貂蟬冠始于趙武靈王行“胡服”。胡廣說； “武靈王效胡服，以金瑤飾首，前插貂尾，為貴職” (就是用黃金瑤裝飾王冠)。另《中華古今注》說：“搭耳帽之制，本以韋為之，以羔毛絡(luò)縫。趙武靈王更以綾絹皂色為始，并立其名爪牙帽子，蓋軍戎之服也。”《學(xué)齋占畢》中說；古時“有履而無靴，故靴字不見于經(jīng)。至武靈王作胡服，方變履為靴”，武靈王還把鞋改為皮靴。他起初穿黃皮短勒靴，后來發(fā)展成長勒靴，規(guī)定從軍官到士兵都必須穿靴子，穿長袍的文官也要穿黑勒靴子。” (轉(zhuǎn)引自陜西師范大學(xué)《社會科學(xué)論文集第一集》何清谷《趙武靈王和他的軍事改革》一文)可見北方民族在公元前就有著裝飾美觀、適合自己生活的服裝靴帽。它不僅受到本民族的，喜愛，也影響到兄弟民族，與此同時北方民族也向中原地區(qū)學(xué)習(xí)了刺繡藝術(shù)。《蒙古風(fēng)俗鑒》中談到“自周、唐以來漢族的織錦緞就已傳入蒙古地區(qū)”。作為服裝的可貴衣料，其織錦的錦紋如瑰麗的云彩，富有裝飾性的圖案，其各種花草、鳥獸、蟲魚、瓜果、云紋、龍鳳以及豐富絢麗的色彩等對蒙古族的先民，北方各族的刺繡都產(chǎn)生了很大的影響。
二千年以前，匈奴即已善于刺繡。從匈奴墳?zāi)怪邪l(fā)現(xiàn)了具有當(dāng)?shù)匦倥说乃囆g(shù)特色的毛毯。上面用貼花形式的奇異圖畫，在毛織品上繡著三個騎馬人和一個從花中長出的人形以及其他一些圖案等。 與此同時，東胡系統(tǒng)的“烏桓婦女都刺繡和織毛毯。”也有具體歷史記載。
前蘇聯(lián)的薩維諾夫，契列諾娃在《鹿石分布的西界及其文化民族屬性問題》一文中也談到；“杉針形脊椎和肋骨圖案，有時甚至呈細線五角形，在西伯利亞和亞洲中部薩滿教服裝上繡有這種圖案。這些繡花淵源古老是沒有什么疑問。”過去蒙古族中的薩滿教的各式繡花服裝是比較盛行的。
王國維在《黑韃事略箋證》中談：“其服右衽而方領(lǐng)，舊以氈毳革新以擰絲金線，色以紅紫紺綠，紋以日月龍風(fēng)，無貴賤。”這可能是元朝以前的衣服的裝束。
元朝時或元以前流行一種姑姑冠帽，十分有趣。從元朝的這種姑姑冠帽及服裝的紋飾等，也可以看到當(dāng)時的刺繡藝術(shù)的一般情況。王國維說：“連見姑姑之制，書木為骨，色以紅絹金帛，頂之上用四直尺長柳枝或鐵打成枝，包以青氈，其向上人，則用本朝翠花或五彩帛飾之，令其飛動，以下人則用野雞毛。”這是蒙古民族的舊俗。在內(nèi)蒙古四子王旗王墓梁元代汪古部王公貴族陵園的發(fā)掘中，出土過一種用樺樹皮圍合而成的長皮筒，筒壁上接連處用彩色絲縫合，外面包裹著色澤艷麗，花紋精美的各種花綢，上面綴連著各種各樣的飾珠等物。
這種姑姑冠帽不僅在內(nèi)蒙古四子王旗出土過，而且在蒙古烏蘭巴托附近伊赫騰格里——阿母地方博格多烏拉山的巖畫中也繪有這種姑姑冠帽，曾引起過國內(nèi)外一些人士的驚異。從這些出土文物中我們真實地了解到古代蒙古人的衣帽裝飾，使用的圖案紋樣、色彩的運用和當(dāng)時刺繡的大體情況，這對了解蒙古族裝飾紋樣的構(gòu)成，色彩的運用，與漢族的文化交流，進而對蒙古族刺繡的研究有著很大的幫助。
《元朝的手工業(yè)》一文指出，元朝政府機構(gòu)中設(shè)有繡局、紋錦局、鞋帶斜皮局，鞍子局等機構(gòu)，這些都與刺繡藝術(shù)有關(guān)，可見對刺繡的重視。蒙古族古老的刺繡藝術(shù)不僅在群眾中廣為流行，就是統(tǒng)治階級也是十分喜愛的。他們的衣帽和生活用品也要用刺繡藝術(shù)來美化。忽必列的皇后察必就是一位手工縫紉能手，創(chuàng)造性地發(fā)展了蒙古民族手工技術(shù)。
馬可波羅說：“應(yīng)知大汗……賜一萬二千男爵袍服務(wù)十三次。每次袍色各異。此一萬二千套同一顏色，彼一萬二千套又為別一顏色，由是共為十三色。此種袍服上綴寶石珍珠及其他貴重物品，每年并以金帶與袍服共賜一萬二千男爵，金帶甚麗，價值亦巨，每年亦賜十三次，并附以名曰不里阿耳之駝皮靴一雙。靴上繡以銀絲，頗為工巧。”“伊本拔禿塔志其自孔士坦丁堡至孚勒伽河之行程，曾言賜靴三次。一次賜毛織靴(即今之襪)二次氈靴，三次賜不里阿耳靴。質(zhì)言之，馬皮與狼皮制作之靴也。今日即以馬皮制成俄羅斯皮，而蒙古諸部之靴亦用馬皮制造也。”這些靴子服裝就是富有特色的蒙古族古老的刺繡藝術(shù)，而這種馬皮制造的不里阿耳皮在蒙古族生活中使用的極為普遍，很多鞍具及布里阿耳靴就是用這種皮作底縫制出各種貼花藝術(shù)，形成了具有獨特風(fēng)格的刺繡工藝品。
從以上情況看元代的刺繡是極為豐富的，需要我們不斷地挖掘和總結(jié)，這是蒙古族文化寶庫中不可缺少的一個組成部分。
云錦盛于明清，北元時期蒙漢族之間通過互市貿(mào)易和互相贈送禮品，蒙古人不斷地接觸漢族的云錦、織繡的高度藝術(shù)，使蒙古族的刺繡不斷地得到豐富、發(fā)展。這些云錦織繡使蒙古族牧民開闊了自己的藝術(shù)視野，提供了向其它民族學(xué)習(xí)的極好機會。
明清時由于統(tǒng)治階級的提倡，喇嘛教盛行于蒙古地區(qū)，婦女中刺繡水平較高者，花費很多時間刺繡佛像，者送入西藏，獻給達賴?yán)铮蛩驼購R中作“唐嘎”掛起來。這種勞動鍛煉了婦女們的刺繡技巧，從中我們也可以看出其刺繡的一般水平。
西藏式“唐嘎”藝術(shù)，清朝時期更為盛行，各寺院相互學(xué)習(xí)，相互影響，在阿拉善盟的延福寺中至今還有形式多樣的“唐嘎”藝術(shù)，色彩艷麗，追求金碧輝煌的效果，多用貼花的方法制作。
清朝時蒙古族王公經(jīng)常來往于北京，滿族的服飾，各種刺繡小品在蒙古族中也廣為流行，當(dāng)時北京荷包作坊生產(chǎn)的褡褳和一些精致的織繡小品，如扇袋、各種荷包等不斷地傳入蒙古地區(qū)，清朝皇帝也不斷以繡花荷包等物賞給蒙古王公。 (《清季蒙古實錄》)。這對豐富蒙古族的刺繡起到良好作用。
《厄魯特舊俗紀(jì)聞》中有這樣的記載： “臺吉靴以紅香牛皮為之，中嵌鹿皮，刺以紋繡。……”從這兒可以了解到這一地區(qū)蒙古人的刺繡特色。
在蒙古族的衣、食、住、行中刺繡的使用很普遍，蒙古包自古以來就是蒙古民族居住的一種帳幕，蒙古包的頂部和邊緣裝飾以及門簾都要用貼花刺繡方法裝飾，地下鋪的密縫氈子也要繡出各種圖案，成為一種富有裝飾性的藝術(shù)品，使牧民的生活更加豐富和舒適。蒙古袍和生活中的長坎肩的“前襟花”、“衣側(cè)花”以構(gòu)圖嚴(yán)謹(jǐn)多變，題材豐富多彩為特色，恰當(dāng)?shù)氖杳馨才牛』ㄐ▲B點綴的妥貼，淺黃、粉綠色的鑲邊，顯得非常悅目。從色彩上我：們一目了然地知道那些喜氣洋洋的調(diào)子是婚禮服或節(jié)日的耐日服，那些渾厚古樸的是老人服，富有裝飾色彩的是摔跤服，姑娘們的穿著富有青春氣息，中年婦女的穿著則比較雅致，男人一般則喜歡穿樸素的衣服。蒙古族勞動人民的這些刺繡晶自然而不造作，樸實而無虛飾，在刺繡中質(zhì)樸自然的歌頌了美好生活，使人從藝術(shù)享受中得到審美教育。
